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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名士与《世说新语》
2010-04-23 00:00   审核人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魏晋名士与《世说新语》

 

魏晋名士

   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,知识分子无不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,藉此晋升仕途。他们热衷参与国政,以天下兴亡为己任,希望能实现经世治国的理想。但到了东汉末年,政治腐化到无可救药的地步,内有外戚、宦官争权,外有黄巾贼、董卓作乱,士人空有满腔热诚却无法挽回乱象。此外,经历两次党锢之祸的大屠杀,更使他们身心遭受严重的打击,在兵连祸结、动荡不安的世局中,他们的处境堪怜,动辄得咎,命如鸡犬般任人宰割,身心受创之余,使他们的思想趋势和生活方式都发生重大的转变,于是到魏晋时代,一种新的人生观就此成形。

在魏晋时期,选才已改采九品中正官人法,出身名门士族的子弟根本不必担心仕途问题,自然也不用苦读儒家经典,以致短短几十年间,儒学衰退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,满朝公卿四百人,能操笔者不出十人,可想见情况的严重。

魏晋玄学的兴起

    另外,由于汉代流传下来的儒学已掺杂了阴阳五行、谶纬符命之说,当时的士人虽不满于这种迷信的哲学和残缺的经学,但因是求取功名的唯一途径,故让人不得不屈服,不过在学术思想上,士人已不再崇拜儒术。

    相对于儒学的势微,有另一种思想正快速窜起,那就是老庄哲学,因为此时魏晋名士已不再热衷政治,而是把重心转向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上,老庄哲学清静无为、自由逍遥的生活主张,正符合他们心境的需求,也可提供新人生观的思想依据,因此老庄哲学便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,形成魏晋「玄学」。

    在思想上,士人们反抗现实,看不惯一切人为的法度,不关心政治,只在意个人安危和心灵是否得到解放;但行动上,他们又采消极的逃避现实,安于现状。在学术上,老庄书籍的注释和研究成为士人的必修科目,而「精老庄、通周易」也成为称赞别人学术渊博的流行语,连日常生活的应对进退,莫不都以玄学为依归,整个学术界都沉浸在这股玄学风气中。

新生活观与清谈

    受到魏晋玄学反因袭、反传统道德的影响,魏晋文人开始过着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。他们蔑视礼法,不受约束,有的整日游山玩水,有的狂饮滥醉,有的纵欲享乐,有的干脆归隐田园;总之,种种逃避现实的怪诞行为,在当时竟是司空见惯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一书中曾形容:「蓬发乱鬓,横挟不带,或亵衣以接人,或裸袒而箕踞。……其相见也,不复叙离阔,问安否,宾则入门而呼奴,主则望客而唤狗。……终日无及义之言,彻夜无箴规之益。」这真是当时文人狂放生活的最佳写照。

    伴随着玄学的兴起,魏晋名士之间吹起一股「清谈」风。清谈是由东汉的「清议」发展而来的,主要是以人物的品鉴为主,只是时代改变,品鉴的方法、标准也产生变化,清谈的内容已包含玄学、美学和文学,但极少涉及敏感的政治话题。他们喜欢相互辩论一些空虚的理论,品评时人品貌的高低,或在言语上崭露个人的智能。清谈可说是当时文人的生活重心,和玄学互相助长,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文人风貌,这点我们可以从《世说新语》一书中,了解魏晋清谈的内容及参与清谈的名士。

《世说新语》的诞生

    《世说新语》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与门客共同撰写的作品。刘义庆是位清心寡欲、热爱文学的雅士,他和门下的文人共同合撰了几本书,其中以《世说新语》一书最具代表性。此书收集了东汉到魏晋之名士的言行轶事,共一千多条,分成三十六类编写,内容大致描写名士的道德修养、智能才能、情感个性、日常生活和彼此的人际关系等。作者极用心于人物的塑造上,口语化的描述使名士的风采栩栩如生、各具特色,而所用的文字清丽有趣,极富文学价值,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,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,其中不少言行举止都颇堪玩味,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。

    例如〈德行篇〉中记载阮光禄有部很好的车子,他也很慷慨地乐于借给别人使用。有人丧母,想跟他借车来运送母亲去安葬,却不好意思开口,阮米禄知道之后说:「我有车而使人不敢借,何以车为?」(我有好车而让人不敢借,那要这台车做什么?)于是放火把车烧了。又例如好酒的刘伶常常纵情狂饮,有时兴起就脱得一丝不挂,有人到他家看见他赤身露体就讥笑他。他说:「我以天地为栋宇,屋室为禈衣,诸君何以入我禈中?」(我以天地作为房屋,以屋室作为衣裤,而诸位为什么钻到我的裤子里来了呢?)以此表现出刘伶别竖一帜的生活观。另外,当时连送葬都有新花样,如〈伤逝篇〉中记载王粲生前爱听驴子叫,死后曹丕和前往吊丧的人,就每人学一声驴鸣来为他送葬,够特别了吧?

   除了特殊言行的记载,人物品评也是《世说新语》收录的重点,当中的〈识鉴篇〉、〈赏誉篇〉、〈品藻篇〉三篇都和品鉴人物相关。东汉末年常以相貌为鉴识的依据,常带着点「慧眼识人」的预言味道,例如汉末名士乔玄曾对年轻的曹操说:「君实为乱世之英雄,治世之奸贼。」似乎早看出曹操会有一番作为。而潘阳仲见到年少的王敦曾说:「君蜂目已露,但豺声未振耳。必能食人,亦为人所食。」也预言了王敦有叛乱的野心,和招致失败的下场。

    到了东晋以后,人们不再单凭外貌来判别一个人的内心,而是注意平日的言行及表现,来鉴别品行的高下。例如刘惔以桓温平日赌博时「不必得,则不为」(不能确定得胜的事,他一定不去做)的行为,断言他西征位于蜀的成国(燕云十六国中的一国)一定成功;谢安接见王氏三兄弟时,也以应对言词的多寡,断定王献之的成就较高,这种品鉴的方式算是较有科学性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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